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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名言】橫吹曲與邊塞詩

素材錄入:墨星 素材來源:網絡 入庫時間:2017/8/12 22:54:11 對 15 個作者有用

  漢橫吹曲是李延年因胡曲而改造的新聲。漢橫吹曲魏晉以后有十八個曲調流傳,它們是《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郭茂倩《樂府詩集》“漢橫吹曲”部分收詩二百多首,其中邊塞詩有近一百六十首,占到了總數的70%。若按曲調來算,十八個曲調中,《黃鵠》、《黃覃子》、《赤之揚》三曲無作品,《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劉生》四曲不關邊塞,其余十多個題目都創作過邊塞內容的詩歌。最早賦詠漢橫吹曲題的詩歌是南北朝詩人所作,在南北朝詩人那里,賦詠的橫吹樂府多與邊塞有關,到了唐代,依然如此。《樂府詩集》“橫吹曲辭”部分收錄的詩歌很多都是邊塞詩,這些橫吹樂府邊塞詩有什么特點?其價值和意義是什么?以上問題值得探討。

  

  一、橫吹樂府邊塞詩與橫吹樂的關系

  

  郭茂倩《樂府詩集》“橫吹曲辭”題解稱:“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晉書·樂志》曰:‘……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后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1](p309) 橫吹曲是李延年據胡樂而改造的軍樂,雖然沒有古辭的流傳,但是可以肯定其內容與征伐之事相關。試看這幾個橫吹曲的題目,《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關山月》、《紫騮馬》、《驄馬》、《雨雪》,從題面上就很容易與邊塞聯系在一起。從南北朝時期開始,出現了大量的橫吹樂府詩,在南北朝詩人手中橫吹樂府詩多被創作成了以邊塞題材為主的詩歌。其后唐代的橫吹樂府在題材上基本是對南北朝的延續。南北朝時期賦詠橫吹樂府詩,都是關于邊塞內容的,之所以寫邊塞內容,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古辭的流傳,詩人依據題面的意思來創作,自然而然地會聯系到出征作戰的邊塞內容。另一方面,雖然橫吹曲古辭沒有流傳,但是橫吹樂在南北朝時期仍然在流傳,那么,橫吹樂軍樂的性質、胡樂的風格,也會對詩人創作出邊塞內容的詩歌產生了一定的規定性。就拿《出塞》這個曲名來說,《出塞》從字面上來看可以聯系到出征作戰的邊塞內容,也可以聯系到王昭君出塞和親的內容。南北朝詩人如果只是單純的據題面意思來創作,可供他們選擇的空間是很大的,但是南北朝的《出塞》詩都是寫邊塞的,而沒有寫其他內容,說明橫吹樂本身對后來的橫吹樂府創作是有影響的。

  

  以上是從音樂的角度來看橫吹樂對邊塞詩創作的影響,下面從邊塞詩的創作中來看橫吹樂的影響。

  

  在邊塞詩歌的創作中常常會出現一些樂器名,如羌笛、胡琴、茄等等,下面就總結一下從南北朝到唐代的邊塞詩中出現的主要樂器。(見下面表)

  

  南北朝到唐代邊塞詩中的主要樂器一覽表

  

  樂器 作者    詩歌            詩句

  

  笳  齊孔稚   白馬篇           嘶笳振地響,吹角沸天聲。   梁江淹   從蕭驃騎新亭        代馬思吳州,金笳夜一遠。   梁蕭綱   雁門太守行         悲笳動胡塞,高旗出漢墉。   唐王翰   涼州詞           夜聽胡笳折楊柳,教人意氣憶長安。   唐李益   鹽州過胡兒飲馬泉      幾處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劍白云天。

  

  鼓  梁劉峻   出塞            陷敵挫金鼓,摧鋒揚旆旌。   陳徐伯陽  度關山           寒隴胡笳澀,空林漢鼓鳴。   隋薛道衡  出塞            連旗下鹿塞,疊鼓向龍庭。   唐盧照鄰  早度分水嶺         隴頭聞戍鼓,嶺外咽飛湍。   唐楊炯   從軍行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角  陳除伯陽  戰城南           旗交無復影,角憤有馀聲。   隋楊廣   白馬篇           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   唐岑參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   唐李益   聽曉角           邊霜昨夜墮關榆,吹角當城漢月孤。

  

  簫  梁元帝   赴荊州泊三江口詩      疊鼓隨朱鷺,長簫應紫騮。   陳何胥   仿章公大將軍詩       短簫應出塞,長笛反驚鄰。   唐崔湜   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簫鼓辭家怨,旌旃出塞愁。   唐錢起   送傅管記赴蜀軍       巴山雨色藏征旆,漢水猿聲咽短簫。

  

  羌笛 梁任昉   詠霍將軍北伐詩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梁戴暠   從軍行           燕旗竿上脆,羌笛管中嘶。   唐王昌齡  從軍行           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唐王之渙  涼州詞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笛  梁戴暠   度關山           笛喝曲難成,笳繁響還澀。   陳陳暄   紫騮馬           笳寒芳樹歇,笛怨柳枝空。   隋薛道衡  出塞            寒夜哀笛曲,霜天斷雁聲。   唐王維   隴頭吟           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   唐儲光羲  從軍行           馬上吹笛起寒風,道傍舞劍飛春雪。

  

  琵琶 唐李頎   古塞下曲          琵琶出塞曲,橫笛斷君腸。   唐王翰   涼州詞           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唐岑參   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

  

  胡琴 唐岑參   白雪歌,送武判官夜京    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唐白居易  池邊即事          氈帳胡琴出塞曲,蘭塘越棹弄潮聲。

  

  蘆管 唐李益   夜上受降城聞笛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唐岑參   裴將軍宅蘆管歌       遼東將軍長安宅, 美人蘆管會佳客

  

  (此表內容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和《全唐詩》)

  

  上表的內容是對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和《全唐詩》兩部常用的集子做的不完全統計,尤其是唐代部分,只是選取了一些典型的詩作。從統計中可以發現,一是笳、鼓、角、簫、笛和羌笛是南北朝到唐代邊塞詩中都有的樂器,二是琵琶、胡琴和蘆管在南北朝的邊塞詩中沒有出現,只有唐代的邊塞詩中才有。郭茂倩《樂府詩集》“橫吹曲辭”題解稱:“有簫笳者為鼓吹,……有鼓角者為橫吹”[1](p309),隋唐大、小橫吹部列橫吹用的樂器有角、節鼓、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下面就對邊塞詩中出現的樂器作一個簡要的描述。

  

  笳:即胡笳,是古代的吹奏樂器。《樂府詩集》題解引《蔡琰別傳》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蘆葉為吹笳,奏哀怨之音。”[1](p860) 陳旸《樂書》載:“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后世鹵簿用之,蓋伯陽避入西戎所作也。劉琨嘗披而吹,杜摯嘗序而賦,豈張博望所傳《摩訶兜勒》之曲邪?”[2](第130卷) 笳源于胡人,是鼓吹樂和橫吹樂中使用的主要樂器。

  

  鼓:一種打擊樂器,是中國音樂史上出現較早的樂器。鼓的種類有很多,郭茂倩稱:“有鼓角者為橫吹。”鼓也是橫吹樂中的主要樂器。

  

  角:古代的吹奏樂器。《晉書·樂志》云:“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始命吹角為龍鳴以御之。其后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于是減為中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后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3](p715) 角是與出征作戰關系密切的樂器,也是橫吹中的主要樂器。  

  

  簫:中國傳統的吹奏樂器。不是源于少數民族,是演奏中較常用的樂器,橫吹樂和鼓吹樂等軍樂的演奏中也使用。

  

  羌笛:陳旸《樂書》載:“馬融賦笛以謂出于羌中,舊制四孔而已,京房因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漢武帝時,丘仲作尺四寸笛后,更名羌笛焉。《宋書》云:有胡笛、小箎出于鼓吹。”[2](第130卷) 羌笛也就是胡笛,可以在鼓吹樂中使用。

  

  笛:陳旸的《樂書》記載:“大橫吹、小橫吹并以竹為之,笛之類也。《律書樂圖》云:橫吹,胡樂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2](第130卷) 笛從西域傳入,也是少數民族的樂器。南北朝以后,笛被稱為橫笛或橫吹。笛是橫吹樂的代表性樂器。

  

  琵琶:漢劉熙《釋名·釋樂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4](p107) 陳腸《樂書》載:“唐明皇嘗悅而善之,時有宮官使蜀,得異木奇文琵琶以獻楊妃,每奏于梨園,諸王貴主競為琵琶弟子。”[2](第129卷) 琵琶也是胡人所造,唐明皇以后尤其盛行。

  

  胡琴:陳腸《樂書》載:“唐文宗朝女伶鄭中丞善彈胡琴,昭宗末石潨善胡琴,則琴一也而有擅場,然胡漢之異,特其制度殊耳。”[2](第128卷) 陳旸認為胡琴與琴是一樣的,之所以有“胡”字的區別,是因為制度的不同。實際上,在唐宋時期,胡琴系泛指西北和北部少數民族地區傳入中原的樂器,如琵琶、五弦。箜篌等。另據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自作《凱歌》中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尤自怨單于”之句,所指則是拉弦樂器。《元史·禮樂志》中載“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頸,龍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馬尾。”此與今之構造略同的樂器相類。不管怎樣,胡琴在唐代才開始使用,之前則不見記載。

  

  蘆管:陳旸《樂書》記載:“蘆管之制,胡人截蘆為之。大口,與觱篥相類。出于北國者也。唐宣宗善吹蘆管自制《楊柳枝》、《新傾杯》 二。”[2](第130卷) 蘆管是胡人所造,在唐代開始流行。

  

  南北朝到唐代的邊塞詩中出現的樂器,多從少數民族傳入中國,比如,笳、羌笛、笛、琵琶、胡琴和蘆管;而且多用于軍樂,即橫吹和鼓吹樂中,比如,笳、鼓、角、簫、羌笛、笛。南北朝邊塞詩中出現較多的樂器正是用于橫吹樂中的笳、角、簫等;南北朝邊塞詩中沒有而唐代邊塞詩中出現的琵琶、胡琴和蘆管與軍樂沒有關系,不是橫吹樂所使用的樂器,而在唐代才開始流行起來。由此可見,在南北朝時期,由于橫吹樂的流傳,詩人的創作中頻繁出現橫吹樂的樂器,而且出現橫吹樂樂器的詩人創作集中在了邊塞詩上。那么,橫吹樂的流行以及音樂特點就基本上限定了橫吹樂府詩的題材是邊塞內容,而邊塞詩的創作也反映了橫吹樂在詩中的影響。唐代的音樂情況發生了變化,許多舊題樂府所入之樂已經是唐代的新樂了,所以唐代邊塞詩中反映出來的樂器與南北朝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唐代邊塞詩所用的樂器上也可以看出唐代音樂,包括流傳下來的舊樂,也包括唐代產生的新樂,對邊塞詩創作的影響。  二、南北朝文人確立了橫吹樂府邊塞詩的創作傳統

  

  橫吹樂府多被創作為邊塞詩還與南北朝文人首創而形成的文學傳統有關。橫吹曲辭十八個曲調中之十一個是邊塞題材,邊塞樂府詩大都是南北朝詩人最先創作的。南北朝詩人對橫吹樂府詩歌題材的確定,形成了橫吹樂府詩的創作傳統。

  

  南北朝文人創作樂府詩往往據題面意思來確定詩歌的題材內容,錢志熙在《齊梁擬樂府詩賦題法初探——兼論樂府寫作方法之流變》一文中為之定義為“賦題法”,即“采用專就古題曲名的題面之意來賦寫的作法,拋棄了舊篇章及舊的題材和主題”[5]。賦題法的使用在南朝樂府邊塞詩創作上較為典型,而不僅僅局限于橫吹樂府詩。如《隴西行》,《樂府詩集》中解題曰:

  

  一曰《步出夏門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于主饋,終言送迎有禮。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若梁簡文‘隴西戰地’,但言辛苦征戰,佳人怨思而已。”[1](P542) //再如《雁門太守行》,《樂府詩集》解題曰: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雁門太守行》歌古洛陽令一篇。’”……《樂府解題》曰:“按古歌詞,歷述渙本末,與傳合。而曰《雁門太守行》,所未詳。若梁簡文帝‘輕霜中夜下’,備言邊城征戰之思,皇甫規雁門之問,蓋據題為之也。”[1](P573)

  

  再如《度關山》,《樂府詩集》引《樂府解題》曰:

  

  魏樂奏武帝辭,言人君當自勤苦,省方黜陟,省刑薄賦也。若梁戴暠云“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但敘征人行役之思焉。[1](P573)

  

  《隴西行》、《雁門太守行》和《度關山》的古辭和邊塞無關,但在梁簡文帝和梁戴暠在此題目下創作的都是邊塞詩。據《元和郡縣志》所載,“隴西”是古西戎之地;“雁門”古為擊夷狄之地,是邊塞重鎮;“關山”不是特指某一座山名,可為山靠近邊關之通稱。如果不看古辭內容,從題面上是很容易與邊塞聯系在一起的。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云:“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此。”[6](p5) 蔡寬夫把齊梁文人的樂府失其古意但詠題面歸為古辭的“沿襲之久”,事實并不僅僅如此。就拿《隴西行》來說,其古辭亦見于《文選》,那么,在能見到古辭的情況下,齊梁文人也會只依題面賦詩,這說明南北朝詩人在創作時是具有一定的能動性的。與其他類型的樂府相比較而言,詩人創作橫吹樂府時表現的能動性會更強一些,因為橫吹曲辭沒有古辭流傳,所以就會更少的受古辭內容的限制。比如,南北朝詩人創作的橫吹樂府中,《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劉生》等題不是樂府邊塞詩,《折楊柳》、《雨雪》、《紫騮馬》等題是邊塞詩。關不關乎邊塞,有最早的擬作者的主觀判定在里面。就拿橫吹曲《折楊柳》和《長安道》來說,從題目上看都和邊塞之事無關,《折楊柳》的最早擬作者是梁元帝:

  

  巫山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艷,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游子淚沾裳。[1](P328) 詩意為征人懷鄉,與邊塞相關。《長安道》的最早擬作者是梁簡文帝和梁元帝兄弟,簡文帝詩云:

  

  神皋開隴右,陸海實西秦。金槌抵長樂,復道向宜春。落花依度幰,垂柳拂行人。金張及許史,夜夜尚留賓。[1](P343) 梁元帝詩云:

  

  西接長楸道,南望小平津。飛甍臨綺翼,輕軒影畫輪。雕鞍承赭汗,槐路起紅塵。燕姬雜趙女,淹留重上春。[1](P344) 詩中描寫了長安之繁華豪奢,與邊塞無關。賦題作詩受題面限制的同時,也存在著對題面意思作理解時的相對自由,這就給了詩人的創作留下了一定的主觀發揮的空間。

  

  南北朝詩人在橫吹樂府詩的創作中確立了邊塞題材的文學傳統,之后唐代橫吹樂府詩也延續了南北朝的邊塞內容。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南北朝詩人也樹立了一定的范式。

  

  首先,南北朝橫吹邊塞詩確立了邊塞詩中使用的具有規定性的意象。《唐音癸簽》言:“古詩之妙,專求意象。”[7](P16) 詩歌是抒情言志的載體, 中國古代詩歌追求的最高境界是韻味、意境,這種韻味、意境是直抒胸臆的語言所無法構造的,因此大量的自然之物被頻繁地寫進詩歌,成為詩人抒情言志的審美意象。意象具有規定性,同一類別的詩歌會使用與之相應的一定類型的意象,這些意象肯定是能使一類詩歌具有區別意義的。在南朝橫吹樂府詩歌中已經出現了特定的意象,如霜雪、飛沙、轉蓬、明月、羌笛、簫笳、沙塵、旆旌等等,這樣的意象正式具有了特定的邊塞的意義。比如,南北朝橫吹邊塞詩中常使用軍樂樂器這樣的意象來表現征戰的內容,如笳、笛、鼓、簫、鉦、角等:

  

  羌笛含流咽,胡笳雜水悲。(張正見《隴頭水》)

  

  陷敵摐金鼓,摧鋒揚旆旌。(劉孝標《出塞》)

  

  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簡文帝《折楊柳》)

  

  還將出塞曲,仍共胡笳鳴。(陳后主《折楊柳》其一)

  

  谷暗宵鉦響,風高夜笛喧。(陳后主《折楊柳》其二)

  

  寒笳將夜鵲,相亂晚聲哀。(阮卓《關山月》)

  

  笳寒芳樹歇,笛怨柳枝空。(陳暄《紫騮馬》)

  

  況聽南雁歸,切思朝笳音。(陳后主《雨雪》)

  

  風哀笳弄斷,雪暗馬行遲。(江暉《雨雪曲》)

  

  天寒旗彩壞,地暗鼓聲低。(江總《雨雪曲》)在唐代的橫吹邊塞詩中就繼承了南北朝橫吹樂府中軍樂樂器這樣的意象: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杜甫《后出塞》)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出塞》)

  

  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戴叔倫《關山月》)

  

  夜夜聞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關山月》)

  

  笳吹遠戍孤烽滅,雁下平沙萬里秋。(翁綬《關山月》)詩歌意象的使用可以形成一種品質。對于詩人而言,可以以某一詩歌意象來寄托其高尚情趣,作為其人格的象征物,如陶淵明愛菊,林逋、陸游愛梅,周敦頤愛蓮,蘇軾、鄭板橋愛竹等。對于一種詩歌類型而言,可以以某些特定的意象來形成典型。南北朝時期橫吹邊塞詩的意象還顯割裂、堆砌,到了唐代已更為渾融,有骨氣。唐代橫吹邊塞詩在繼承南北朝橫吹邊塞詩的基礎上確立了自己的典型意象。

  

  其次,是南北朝的橫吹邊塞詩確立了以漢事喻今的寫詩立意方式。中國古代的強盛之世不外乎漢、唐。漢代的強大,尤其是漢代在抗擊匈奴中取得的豐碩戰果,對于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朝人來說是很想往的,所以南北朝的詩人們在邊塞詩的創作中盡情的歌詠。橫吹樂府詩中就有很多這樣的詩句:

  

  勿令如李廣,功遂不封侯。(劉孝威《隴頭水》)

  

  遠入隗囂營,旁侵酒泉路。(張正見《隴頭水》)

  

  傳聞博望侯,辛苦提漢節。(江總《隴頭水》)

  

  是時張博望,夜赴交河城。(吳均《出關》)

  

  垂鞬還細柳,揚塵歸上蘭。(陳后主《紫騮馬》)

  

  到了唐代的橫吹樂府詩中仍然常見到用漢事之處: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出塞》)

  

  未奉君王詔,高槐晝掩扉。(耿湋《入塞曲》)

  

  丁零蘇武別,疏勒范羌歸。(李端《雨雪》)

  

  鐵嶺探人迷鳥道,陰山飛將濕貂裘。(翁綬《雨雪曲》)

  

  蘇武才為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王維《隴頭吟》)

  

  南北朝詩人在橫吹樂府邊塞詩中確立的寫漢事的方式,對唐代橫吹樂府詩創作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在這方面,唐代與南北朝的區別不大,只是在唐代的詩歌中使用的更多一些。

  

  第三,南北朝橫吹樂府邊塞詩在情感抒發上確定了以“悲”為主要元素的情感基調。鐘嶸《詩品序》言:“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8](p2—3) 鐘嶸列舉的種種“感蕩心靈”的事例中就包括邊塞內容的“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南朝文人橫吹樂府詩的創作中是崇尚抒發“感蕩心靈”的“悲哀”之情的。

  

  含悲別隴頭,關路漫悠悠。(梁元帝《隴頭水》)

  

  高隴多悲風,寒聲起夜叢。(陳后主《隴頭》)

  

  羌笛含流咽,胡笳雜水悲。(張正見《隴頭水》)

  

  城高短簫發,林空畫角悲。(簡文帝《折楊柳》)

  

  寒夜猿聲徹,游子淚沾裳。(梁元帝《折楊柳》)

  

  戍邊歲月久,恒悲望舒耀。(陳后主《關山月》)

  

  邊城風雪至,客子自心悲。風哀笳弄斷,雪暗馬行遲。(江暉《雨雪曲》)南北朝橫吹樂府邊塞詩中的“悲”是“悲哀”,而唐代橫吹邊塞詩的“悲”則更多地表現為“悲壯”與“惆悵”。

  

  從來共嗚咽,皆是為勤王。(盧照鄰《隴頭水》)

  

  三軍盡回首,皆灑望鄉淚。(皇甫冉《出塞》)

  

  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杜甫《前出塞》)

  

  那堪音信斷,流涕望陽關。(崔湜《折楊柳》)

  

  蒼蒼萬里道,戚戚十年悲。(耿湋《關山月》)

  

  征人望鄉思,戰馬聞鼙驚。朔風悲邊草,胡沙暗虜營。(鮑君徽《關山月》)

  

  南北朝邊塞詩中的“悲”多表現為南朝詩人的玩味一己之情。相比較,唐代邊塞詩所表現的多是為功業、為民生的大境界的“悲”。元楊載《詩法家數》中言“征行”類詩詩法曰:“征行之詩,要發出凄愴之意,哀而不傷,怨而不亂。要發興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時感事,觸物寓情方可。若傷亡悼屈,一切哀怨,吾無取焉。”[9](p733) 此段話正說明了邊塞詩創作中能較好抒發悲哀之情的方式。  

  

  綜上所述,南北朝的橫吹樂府邊塞詩在意象、立意以及抒情這三個主要方面確立了詩歌創作的范式,唐代橫吹樂府邊塞詩中明顯承繼了南北朝的詩歌范式。不僅如此,南北朝其他類型的樂府邊塞詩以及邊塞抒情詩,在意象、立意和抒情上也同樣具有這樣的特點,唐代對南北朝的承繼也不僅僅表現在橫吹樂府邊塞詩上,而應該是唐代整體邊塞詩的共同特點。所以,橫吹樂府邊塞詩的特點及演變可以是樂府邊塞詩,甚至整個邊塞詩的代表,通過對它的考察能達到窺一斑以見全豹的目的。

  

  三、橫吹樂府邊塞詩的價值和意義

  

  南朝時期的文壇彌漫著綺靡輕艷、雕琢刻鏤之氣,尤其是自梁代“宮體詩”興起后,更是陷入一派“香軟”之中。《隋書·經籍志》載:“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10](p199) 而樂府邊塞詩在南朝“輕艷香軟”的詩壇中別樹一幟,呈現出剛健之氣。南朝宋、齊、梁、陳四代,偏安于江南一隅,雖然也會有峻峭山川之景,以及征伐討敵之事,但基本上接觸不到真正意義的邊塞。所以,南北朝詩人要運用富有邊塞特色的名物意象,虛設邊地自然環境,抒發征戰的悲哀感懷,極力創作出最像樣的邊塞詩,他們的邊塞詩更具有濃厚的邊塞味道。宮體詩的倡導者梁簡文帝蕭綱在《答張纘謝示集書》中說:

  

  綱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楊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凄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11](P114) 蕭綱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他對于創作的熱情,而且不僅僅有熱情,他還把創作當成了自己的責任,“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甚至把它當作人生意義的體現。因此,他什么都要寫,當然也包括了寫邊塞。不論蕭綱是否具有,或者說多大程度上具有邊塞生活的體驗,他的這種創作心態都會使詩歌創作難免帶有了想像和虛構的成分。

  

  客觀地講,南朝特別是齊梁以后,稱霸文壇的是大量香艷、繁縟的宮體詩,邊塞詩的創作并非文壇的主流。不過因為南朝詩人趨新求異的創作心態,創作出了極具邊塞意味的樂府邊塞詩,所以,南朝樂府邊塞詩仍然在詩壇上獨樹一幟,在輕靡中顯現出了剛健。

  

  “綺靡者,六朝本相;雄偉者,初唐本相也。”這是許學夷《詩源辨體》中對六朝文學與初唐文學所作的精辟區分。而由六朝之“綺靡”進入初唐之“雄偉”者,就有南朝樂府邊塞詩之功。“徐庾五言,語雖綺靡,然亦間有雅正者。徐如《出自薊北門行》及《關山月》,瘐如《別周尚書》,皆有似初唐。”[12](p132) 《周書·瘐信列傳》載:“摛子陵及信,并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綺艷,故世號為徐、瘐體焉。”[13](P733) “徐瘐”二人是“宮體詩”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他們的“徐瘐體”也是“宮體詩”的另一種稱謂。在徐、庾二人的詩作中有“似初唐”的《出自薊北門行》及《關山月》,而這兩篇詩作正是樂府邊塞詩。在南朝的樂府邊塞詩中,橫吹樂府又是具有代表性的,《詩源辨體》一書中有多處涉及到了南朝橫吹樂府邊塞詩:

  

  王褒五言,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至如《飲馬》、《從軍》、《關山》、《游俠》、《渡河》諸作,皆有似初唐。

  

  張正見五言,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雨雪曲》、《從軍行》,亦近初唐。  至如《出塞》、《從軍》、《飲馬》、《結客》及魏徵《出關》等篇,聲氣稍雄,與王褒、薛道衡諸作相上下,此唐音之始也。[12](P133、138)

  

  許學夷所提到的“聲盡入律,而綺靡者少”的詩作幾乎都被包括橫吹樂府在內的樂府邊塞詩占盡了。南朝的這一批數量并不算多的樂府邊塞詩,雖然受文壇宮體詩主流的影響,帶有割裂、造作的特點,在詩歌藝術性上仍顯稚拙,但是其雄偉、剛健有“近初唐者”,正是詩歌從六朝之“綺靡”向初唐之“雄偉”的轉變之機。此一轉變直接開啟了盛唐詩歌的高潮,稱其為“唐音之始”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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