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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必備】盤點各個世紀中西差異(綜合)

素材錄入:墨星 素材來源:網絡 入庫時間:2009/8/29 15:26:10 對 4376 個作者有用

【歷史必備】盤點各個世紀中西差異(綜合)

 

本素材集合就從紀元前十八世紀說起。

 

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親臨“炮烙”現場取樂,他問身邊的大臣關龍逢好不好玩,開不開心。如識趣,關龍逢當說:“好好玩我好開心好開心耶!”可這位人性至上的高級知識分子硬要說真話,說這種新刑罰太殘酷了,不人道。姒君主一聽,大為不悅:我只準你等與君同樂,不準發表與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論。既如此,你就去“嘗試”一下吧。于是,把關龍逢給“炮烙”了。這就是說真話者的開端,也是中國恪守良知之知識分子的開端。此后幾千年,中國剛正不阿之知識分子的命運,幾乎無不與災難并存。說到西方,它在本世紀還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陳。

 

紀元前九世紀起(信史時代),中國開始有了準確紀年的歷史。同期的西方誕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臘詩人荷馬。

 

紀元前八世紀。周王朝在本世紀受到蠻族的毀滅性打擊,國王的尊嚴和中央政府的權威迅速衰退,封國逐漸脫離中央,各行其是。七十年代,中國歷史進入二百余年的“春秋時代”,即“中國式城邦時代”。這“真是中國史定型的關鍵時代”〔1〕。遺憾的是,中國走了一條有別于希臘式城邦政體的路——官僚體制之路。至漢朝,中國已完整地“構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2〕。官僚機構的過早發達(以郭沫若生前對西周金文的考證,龐大的官僚機構可追溯至殷代),嚴重制約了中國政體的多元發展思路。如果把“官僚機構”比作一種病的話,那么它是猛于一切不治之癥的頑癥。一個肌體得了不治之癥,它十分干脆,不治即亡,基本沒有多少糾纏。“官僚機構”這個頑癥可就不同了,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靈魂深處)“肌體”里,一旦定型,便會代代相傳,逾千年,不僅不見衰敗的跡象,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滾雪球似的無限龐大、臃腫乃至現代化。從中國歷代官與民的比例上可見一斑:西漢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3〕。希臘式城邦政體(合議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機構的形成。所以,周王朝的影響只能是中國的,而希臘的影響卻是世界的。

 

紀元前七世紀。不斷升級的封國間戰爭,使本世紀國與國之間形成了弱肉強食的政治格局。超級封國,往往利用強大的兵力和威望,代替沒落的周王朝中央政府行使職權,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本世紀的西方出現一部“血法”(雅典執政官德勒可編撰),規定:偷一把蔬菜,即處以死刑,殘酷之極。我想,此法的象征意義恐怕要大于實際意義。與其殘酷,才為人所關注;與其殘酷,才能增強人的法律意識。似之拙舉,助長的不僅僅是貪污受賄,更是在滅絕人們頭腦中本來就十分淡漠的法理。

 

紀元前六世紀。春秋時代由本世紀進入它的后期,封國繼續被吞并,國君繼續被逐殺。在西方,雅典執政官梭倫創立了公民議會和司法陪審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這兩項開天辟地的偉大創舉,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的最大貢獻之一,其影響至今無二。幾十年后,羅馬王國改建為共和國,設執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羅馬共和國建立的第三年,中國發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紀元前五世紀。本世紀迎來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大黃金時代。在文化史上,大黃金時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學術思想,是中國最光榮、最長期的百花怒放、百家爭鳴的時代。首先,孔丘以六十三歲高齡,用他的觀點對《易經》、《春秋》、《詩經》、《書經》、《禮經》(合稱“五經”)五部古書加以編纂刪訂(“五經”從此支配華人學術思想達兩千余年)。其次是儒、道、墨、法這四種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黃金時代的輝煌達到頂峰。同期的中國思想界,可謂名流云集(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韓非子、孫子等等,數不勝數。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的科技發明,中國獨居世界。《韓非子·外儲篇》載,公輸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鳥鵲,放在空中飛三天掉不下來;南北朝時,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飛鳥,在空著中飛翔幾天,最后又回轉原處降落。“不幸的是,這些比發明飛機還早的發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禮所禁’這個觀念所扼殺”〔4〕。因此,中國古代的科學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續和影響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斷代式”發展。此間的西方,明顯遜于中國。可記述的有:一、希臘南部諸城邦組成“伯羅奔尼撒同盟”,推斯巴達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間,波斯和希臘爆發兩次戰爭,均以波斯大敗告終;三、469年,蘇格拉底誕生;四、450年,羅馬公布十二銅牌法;五、427年,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誕生。

 

紀元前四世紀。這是一個戰爭的世紀——各封國紛紛宣布獨立,國君改稱國王,地位與從前管轄他們的周王朝的國王平等。獨立后的秦國,在法家巨子公孫鞅主持下變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國形象,令各封國驚駭失措。法律意義上的變革所帶來的影響,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為框架的“法治”例外。本世紀的西方有三位影響深遠的哲學家在我們面前閃回: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被政敵誣陷,在獄中服毒自殺(前399年);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誕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逝世(前347年)。在此,需多著些筆墨的是蘇格拉底。史載,當蘇格拉底面對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審判時,輿論以及司法都為他打開了一道越獄之門,然他卻選擇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為此,他的學生克里同大聲疾呼:對抗不公平的審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義,你為何不選擇越獄的正義?!蘇格拉底說,此時越獄確是一種正義,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樣是一種正義的要求,否則人人都會以自己認為的“正義”為借口破壞社會秩序。在價值上,后一個正義也許要比前一個正義更為重要。這大概就是西方生機勃勃的法律文化的來處。

 

 

紀元前三世紀。砍砍殺殺的二百六十年的戰國時代,以秦國吞并各封國終結于本世紀,嶄新的有別于周王朝國度的大一統局面出現,秦國由此建立起中國的第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中國人萬世大一統的思想基礎就是那個時候奠定的。嬴政為推行他的治國策(即獨裁專制),不惜焚書坑儒,用極為殘酷的手段對付全國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專制主義者固執地認為,只要在靈魂深處緊緊地控制住知識分子就萬事大吉了,政權和社會就穩定了。歷史卻證明,正相反,如柏楊所言:“專制政體最大的缺點之一是,統治階級多半一代不如一代。”〔5〕所以,看似龐大輝煌的秦王朝,僅存十六年就滅亡了。同期的西方,除羅馬共和國鑄造出銀幣(銀做為錢幣進入流通領域自紀元前264年開始)外,一直在拼殺之中。這是西方史的特點:要么乏善可陳,要么影響甚巨。

 

 

紀元前二世紀。中國人被稱為漢人、漢民族,中國字被稱為漢字,中國語被稱為漢語,自本世紀(西漢王朝)始。除外,還有至關重要的一件大事發生,那就是儒家學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貶損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使儒學成為中國人惟一法定的正統思想。從此,中國人永久地被這個單一而保守的思想給僵住,影響至今。在一個國度,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那這個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靈性了。所以,對中國人靈性的殺傷力,儒學思想甚于秦始皇的萬世統一。但如果沒有秦始皇這個萬世統一的始作俑者,儒學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來,集權才是萬惡之源。與西漢王朝比,本世紀的西方仍“不成體統”:希臘各城邦除斯巴達外,雖共組亞該亞同盟,但在組織上,不具西漢王朝那樣的高度統一格局。紀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說都沒有離開過打打殺殺這些血腥場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學術上,西方就從沒出現過類似中國的絕對高度統一的所謂思想體系,至于組織體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體系的影響。“希臘思想是貴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6〕;中國思想不一定是貴族思想,但卻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諸多不同,是從一開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紀元前一世紀。中國與匈奴汗國的戰爭,從上個世紀一直延續到本世紀。此屬對外戰爭。在國內,統治中國西漢王朝的皇族(劉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貴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敗和墮落的軌道,政權遂轉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謂的“外戚政治”。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權就天經地義,而女系家族獲得某個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國的史書上,“外戚政治”一詞屢見不鮮,說明在史學家思想深處,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宗法思想。皇權雖死,但歷史表述者們的皇權思想卻還活著,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這種歷史表述往往給人以錯誤的連貫認識:只有男根才有資格延續一黨一族的香火,換換面孔就是“外戚政治”(或曰多黨政治)。這一邏輯,實際是在為新獨裁專制者張目,必須批判和唾棄。此間的西方,看來要比中國熱鬧些:(一)羅馬共和國執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內政,取消窮人四分之三的欠債。(二)羅馬共和國發生持續三年的“奴隸戰爭”,最后奴隸軍潰敗,奴隸斗士斯巴達克斯和他的部屬六千余人,全部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懸尸數十公里(前71年)。(三)羅馬共和國“前三雄時代”開始,執政官龐培、克拉蘇、愷撒,三人結盟,輪流主持國政(前62年)。(四)羅馬“前三雄時代”結束。執政官龐培嫉妒愷撒的成功,與元老院聯合,下令免除愷撒高盧(法國)總督的職務。愷撒遂回軍,攻陷羅馬城,龐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選愷撒為執政官(前49年)。(五)羅馬元老院給渥大維(愷撒養子)一個“奧古斯都”(偉大)的尊號,雖名義上不是皇帝,但與皇帝無異。羅馬共和國成為羅馬帝國(前30年)。(六)耶穌誕生(前4年)。

 

一世紀。從本節開始,與紀元前的區別是:紀元后是從少到多計算數字,紀元前的時間卻必須倒著數。言歸正傳。世紀初(00年),統治中華帝國的西漢王朝滅亡。中間經歷了一個短暫的王莽時代,最后迎來東漢王朝(劉秀建立),中國再現大一統格局。而西方,僅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30年)一事可記。

 

二世紀。本世紀的中國有兩件事可載:159年,中國第一個宦官時代(即當朝政權被宦官所控制)出現;大一統在一次農民大暴動后瓦解。西方則出現一位兇暴荒淫的羅馬皇帝康摩達,他被元老院下毒后絞死(192年。同年,呂布刺殺董卓)。

 

三世紀。中國家喻戶曉的“三國時代”(220~280年),便出自本世紀,其前身為東漢王朝。“三國”(曹魏帝國、蜀漢帝國、東吳帝國)共維持六十一年,后為新興的晉王朝替代,中國重歸統一。在時間上與中國的“三國時代”大致相同的,是羅馬的“三十暴君時代”,計五十三年,三十個羅馬皇帝,僅一人善終,余者皆死于非命。相反,中國的“暴君”(暴乃惡也,君乃善也,惡而善,是個什么東西?在此引為警覺的不是“暴君”這個怪物,而是文化不分善惡的包容度)大多倒都能壽終正寢,此為中西獨特之一別。

 

四世紀。從本世紀開始,中國進入長達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時代,殘暴、荒淫、混戰是其全部特征。比較來說,西方稍趨明朗:羅馬皇帝戴克里先辭職(305年);羅馬帝國駐不列顛軍團司令君士坦提逝世,部將擁立他兒子君士坦丁稱帝,回軍進攻羅馬城(306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有名的《米蘭詔書》,宣布信教自由(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自羅馬城遷都拜占庭(330年),改名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五世紀。中國仍處在混戰、分裂時代。西方世界相對沉寂,惟值一提的是法蘭克部落侵入高盧(法國),建立法蘭克王國(486年)。

 

六世紀。本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長達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時代結束,隋帝國橫空出世,中國再歸統一。世紀初,正當中國混亂不堪的時候,西方人卻完成了《查士丁尼法典》(529年),以及《羅馬法典摘要》和《查士丁尼法制》(533年)。法治的傳統,始終是西方史的主線。民主的傳統(合議制)亦然。早在城邦時代,希臘的執行官就已經由民選產生了,并輪流執政。希臘城邦制度的可持續運轉,得益于其貴族階級的內部民主。內部民主是普遍民主的前提,如一個社會連最起碼的內部民主都沒有(通常表現為某一單極思想統領一切),普遍民主也就無從談起。中國“城邦時代”延續了人治,建立起“官僚機構”;希臘城邦時代選擇了法治,建立起“憲政政體”。可以說,這是中西之別的根本。

 

七世紀。世紀初葉,剛剛恢復統一的中國,再歷混戰,使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死于刀鋒和饑餓,其罪魁禍首為“暴君”楊廣。隋王朝在楊廣手中僅十余年,就被唐王朝取而代之。唐朝人在一片瓦礫中,收拾殘灰余燼,上下一心,兢兢業業,迅速走向繁榮,使中國歷史進入第二個黃金時代(長約130年)。武則天在本世紀打破男人一統天下的格局,登上皇帝寶座,成為當時超級大國的第一位女元首(實際在公元674年,武則天就已經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李治以“天皇天后”的名義同理國事了,并享受國家元首待遇)。在中國,一涉及婦女話題,自然地就會聯系到封建或解放不解放的問題上去。其實無論從婦女參政,還是婦女的衣著,在唐朝都已經是領先世界潮流的了。至于盛唐時期的先進文化為什么不能成為影響世界的文化,仍不外“王家思想”作祟之故。盡管中國女性實際執掌國家政權的個案早于西方國家,但那也不過是血腥斗爭的結果,或曰“風水輪著轉”罷了,并非制度使然。與中國相比,本世紀的西方平靜而沉寂。倒是鄰國日本在盛唐時期實行的“大化改新”——全盤吸收中國文化,非常引人注目。我們必須注意:經過十二個世紀之后的1867年,當日本人發現中國文化已過時了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將其拋掉,又來了個全盤西化——只短短數年,日本就從荒陋落后狀態中,一躍而成為一個全新的現代化年輕國家。日本人雖有一邊倒的“劣根性”,但從自省的角度看,這也不失為該民族的一大優點。

 

八世紀。本世紀一開始,武則天的周王朝即告滅亡,唐王朝復辟。五十年代后,中國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在李隆基手中結束,中國經一百三十年的超級強大,又開始走向下坡路。西方的法蘭克國王丕平,在五十年代把意大利中部地區獻給了教皇(756年。同年,楊玉環縊死馬嵬坡)。

 

九世紀。中國的第二個宦官時代與黑暗、混戰并存。唐政府后期,與歷朝后期一樣,徹底腐敗和徹底糜爛。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向官員哀告,好像向豬哀告”〔7〕。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就有了黃巢起義。這時的西方再也不容我們忽視了:不列顛七小國中的西塞克斯王國,就在本世紀初,消滅了其他六國,建立起英格蘭王國(829年。以中國的傳統敘述方式而論,這一史詩很可能被書寫為“西塞克斯王國統一了大不列顛”)。誰都不會想到,這個西方小國,在后來幾乎統治了整個世界,一度稱為“日不落帝國”。由此向前推十二個世紀,即紀元前三世紀,秦國同樣是以小國地位滅其他六國,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威塞克斯王國與秦國都是小國滅強國的范例,甚至連戰績都一樣,各滅六國,然其后世影響卻大為不同:秦國留下的“文化遺產”是僅供一游的長城,以及讓知識分子痛心疾首的焚書坑儒,更有危害廣袤的專制傳統。威塞克斯王國經演化為今之英國,它留下的文化遺產,除了全球化的英語和英國下的蛋——美國(今為民主、科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超強大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文明。

 

十世紀。中國較上個世紀更為黑暗。本世紀零零年代,唐王朝滅亡后,再無一個政府能單獨接替它遺留下來的廣大而破碎的版圖。各戰區就在它們既有的領土上,公開宣布獨立,于是中國又陷入分裂。好在時間不長,新興的宋王朝取得天下,“不過已不能恢復永逝的黃金時代”,版圖也大大縮水,“中國人千余年的經營擴張,全都喪失”〔8〕。本世紀末葉,西方的法蘭克改國號為法蘭西王國(987年)。

 

十一世紀。宋遼對抗在本世紀零零年代和解,兩國之間保持一百余年的長期和平。由于宋帝國本身太衰弱的緣故,西北一隅的夏州自行建立了一個西夏帝國,當時的中國事實上是一個三國分立的局面:宋、遼、西夏。這個局面,一直延續到十三世紀。同期的西方第一次興起十字軍,由法國貴族統軍東征(1096年),歷時四年。

 

十二世紀。強大的遼帝國在本世紀發生內亂,其所屬女真部落在東北獨立,建金帝國,并以雷霆萬鈞之勢,先后擊敗遼、宋兩帝國。本世紀的西方,又在法律建設上向前邁進一大步。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頒布《克拉林敦約章》,該條例使司法陪審員制度成為現實。從此,人權首先在不列顛獲得法律上的具體保障。毫無疑問,這是一項對全人類文明影響巨大、貢獻巨大的制度。從紀元前六世紀雅典執政官梭倫創立司法陪審制度至今,經過了十八個世紀,司法陪審制度終得以正式確立和實際運用。即便是以二十一世紀的眼光來看,英王亨利二世頒布的《克拉林敦約章》也是超前的,劃時代的。此后世界人權理論的實踐與完善,無不得益于《克拉林敦條例》的頒布。如果沒有該條例的誕生,世界人權的法律定位肯定要推遲;世界人權的狀況,也肯定不會比今天樂觀。

 

十三世紀。在荒涼窮惡的浩瀚沙漠上崛起一個蒙古帝國,它的強大超過女真百倍。因此,它“一口”就吞并了中國版圖上的四個帝國:遼、西夏、金、宋,漢民族第一次全部被異族統治。而西方繼續以其強勢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英國在它的不列顛小島上,頒布了《大憲章》,創立了國會。《大憲章》規定,未經法庭審訊,不得對人民逮捕監禁。這是英國有憲法之始,也是全世界有憲法之始。然“自然”慣了的英王亨利三世,卻屢次違反《大憲章》,蒙福爾伯爵不得不依法把亨利三世囚禁(紀元司法,首拿國家元首開刀,在我們是不可想象的。盡管在我們的古典律例中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學理念,但同時卻又被“刑不上大夫”的王權思想抵消了,最終,法律還是成為“有權階級”的統治工具,僅此而已),召集教士、貴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議會——世界各國自此開始有國會(1265年)。至1295年,議會政治在英國走上正規。事實上,西方在為他們的助跑做準備了。

 

十四世紀。蒙古統治者在人民的不斷反抗下,其統治于本世紀八十年代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漢民族為主的明王朝,其壽命為二百九十四年,長達三個世紀。但這并不等于中國人惡運的結束,反而是一個更漫長黑暗的開始。就在本世紀的最后三十年,中國不幸成為恐怖世界: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剝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污,無需審判即被剝皮,懸皮于亭中,以示警戒。僅中央政府副部長以下和直轄省(江蘇、安徽兩省)的大小官員,因貪污罪名死于監獄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數萬人。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家人訣別,到晚上能平安回來,那就是三生有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繃緊神經,真可謂生不如死。當時的首都南京如此,全國各地皆然。柏楊說:“中國文化和物質文明,一直到本世紀都比歐洲進步,但朱元璋使這種進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紀歐洲入侵中國時,中國已墮落成一個白癡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這“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無與倫比的罪惡”〔9〕。這具體歸納下來有三大重要內容:(一)人權的蹂躪(“詔獄”和“廷杖”);(二)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省部級高官直接由皇帝提拔使用);(三)文化醬缸的加深(文字獄和八股文)。英國于一百年前(十三世紀)即頒布《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而其時的中國明政府卻出現了嚴重踐踏人權的詔獄和廷杖;英國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使君權無限擴大。柏楊總結說:“我們曾一再提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權觀念,但故意建立摧殘人權的制度,則由朱元璋創始。”〔10〕在西方,除英法發生過兩次戰爭外,再就是意大利詩人但丁的逝世(1321年),別無驚天大事發生。

 

十五世紀。本世紀的中國,可謂“奄奄一息,暗無天日”〔11〕。(四十年代,中國迎來第三個宦官時代)。暗到什么程度呢?朱元璋在位的時候,他的血腥政策本來就已使中國墮落成一個至少落后歐洲三百年的“白癡部落”,然其子朱棣新官上任“三把血”,他一即位就大行其父的血腥政策,首先把他看不順眼的中央政府內部的許多部級官員及其家人和親友趕盡殺絕,甚至連這些人的同學和朋客也大都除盡了(一次性枉殺一萬四千多人)。而此間飛速發展的西方,愈顯朱棣政府“奄奄一息,暗無天日”的一面。或有人以鄭和七下西洋為例,舉明朝政策積極的一面。然我們不得不說,鄭和七下西洋的規模和技術雖說都遠在同時代的哥倫布探險之上,但就其目的而言,完全是白癡般的狹隘舉動。與歐洲航海探險家殖民和擴張姿態不同的是,“鄭和艦隊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尋找黃金和寶石,不是去掠奪財富回運,而是一心把財富送出去,攜金帶玉大包小裹去熱情拜會當地統治者,向他們宣揚中國皇帝的仁厚關懷,包括勸說他們承認大明中國的宗主權”〔12〕。鄭和七下西洋,僅前兩次就動用軍艦一百一十艘,戰士六萬人。而如此興師動眾,無非“只是去拉拉人情關系而已”〔13〕,這真讓人哭笑不得,也使后人對前人的愚蠢感到無地自容。相反,倒是西方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1453年,歷時一百一十七年的英法百年戰爭,以英國大敗而告終。之后,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進入高潮,西方人以無與倫比的蓬勃精神,投向海洋。世紀末葉,偉大的哥倫布船長發現新大陸(1492年)。兩年后(即1494年),天主教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頒布劃界令,沿北美洲東海岸縱劃一線,西歸西班牙(包括北美洲與南美洲大部),東歸葡萄牙(包括南美洲的巴西與非洲全部)。

 

十六世紀。東、西方文明的“分水線”,可從本世紀劃起;東、西方的發展方向,亦從本世紀分道揚鑣。本世紀的中國,仍處在大黑暗時代,詔獄的廷杖聲和抗暴聲,混雜著八股文的吟哦聲,響徹中華。而此期的西方,其擴張的速度與進步可謂一日千里,諸如進入高峰期的文藝復興運動;現代民族國家的逐漸形成;葡萄牙商人從渾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門作為殖民地;歐洲人靈性的復蘇;麥哲倫航海環繞地球一周,證明地球是圓的(1520年);西班牙人開始涌入新大陸,大量殖民,占領古巴(1508年)、墨西哥(1519年)、秘魯,又在亞洲占領菲律賓群島;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發表,揭示出宇宙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陽(1543年);伽利略在比薩斜塔試驗物體落下速度,發現落體規律,后來又發現擺動規律,至鐘表出現;西班牙無敵艦隊進攻英國失敗,自此西班牙沒落,英國取而代之(1588年)等等。本世紀中國雖有三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問世,但在總體上,已被西方遠遠甩在后面。

 

十七世紀。本世紀四十年代前,中國繼續大倒退,政治之黑暗,為歷史之最,這往往也預示了一個朝代的結束。四十年代后,滿洲人愛新覺羅取代腐爛了的明王朝,漢民族第二次淪為亡國奴。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濃霧中,中國竟奇跡般地迎來為時一百年之久的第三個黃金時代。只是這個黃金時代,比唐朝時期的那個黃金時代,更少了些人文精神。而同期的西方各國,正在做起飛的最后準備。因而它們在領土、思想、學術、改革等方面,繼續擴張和進步:英國設立東印度公司,積極向東方侵略(1600年);荷蘭征服東印度群島(印尼)、中國臺灣、澎湖;英國、荷蘭分別殖民北美洲,英國又把荷蘭人驅逐;英國征服印度;牛頓發明微積分,發現地心吸力;伽利略發現太陽大、地球小,地球環繞太陽運行。而本世紀西方的焦點,主要是英國革命。最初,先是英國國會向國王查理一世提交《權力請愿書》,要求非經國會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簽字(1628年);接著,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國會,繼續實行獨裁專制(1629年);英國國會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議書》,指責他的種種不法行為(1641年);英國革命爆發(1642年),四年后,英王查理一世兵敗被擒(1646年),英國國會法庭判決查理一世死刑,斬于斷頭臺,之后,英國宣布成立共和國(1649年);三十九年后,英國發生不流血革命(1688年);次年(1689年),英國國會通過《權利法案》(嚴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確立),英國專制政治從這一年起,完全消滅,這是英國對世界的又一偉大貢獻。

 

十八世紀。可以說,本世紀是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十六世紀以前,人類一直在緩慢地步行。但自十七世紀起,歐洲的步伐加快。進入十八世紀,歐洲開始跑步,科學上和意識形態上,均有重大突破,從而把人類帶入一個嶄新的世界。科學方面有:約翰發明飛梭;哈格理夫斯發明紡紗機;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1769年),人類由此脫離手工業時代,進入機器時代(這一劃時代的發明,使東、西方從此分歧為兩個世界)。意識形態方面有:法國學人孟德斯鳩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理論(1748年);盧梭創立“天賦人權學說”(它奠定了人權的尊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1776年),選舉總統,實行三權分立(是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理論的偉大實踐),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沒有帝王而由人民選舉國家元首的國家;法國大革命爆發(1789年),發表《人權宣言》(距十七世紀英國發表《權利法案》正好一百年),這是盧梭人權學說的偉大實踐,民主思想從此開始傳播,其勢不可遏止;法國改建共和國,斬國王路易十六于斷頭臺(1792年)……同期的中國對西方發生的這一切皆茫然不知,也就更不會引起絲毫震動。不僅如此,到本世紀八十年代黃金時代一結束,大黑暗馬上又卷土重來,中國的不幸重新恢復!

 

十九世紀。“本世紀是西洋——包括歐洲和北美洲的黃金世紀。但在中國,卻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紀,大黑暗日增沉重。歐洲人以及由歐洲分支過去的美洲人,在人類接力競賽的中途,由跑步而飛奔。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物和從來沒有過的思想,風起云涌般出現,西洋文明開始形成一種巨流。”〔14〕歐美兩大洲進入一個追求科學、追求人性尊嚴的偉大而嶄新的時代,同時還以瘋狂的“姿態”向外猛烈擴張。科學發明有:發明火車鐵路、電燈、有線電報(美國人摩爾于1844年發明)、無線電報(意大利人馬可尼于1897年發明)、電話、電車、電影、X光、留聲機、輪船(美國人富爾敦于1803年發明)、打字機等等。開發改進的有:發現石油、開創郵局、開鑿蘇伊士運河、提高婦女權利和地位(其中包括1854年確立的軍中女護士制度)、廠礦企業林立、資本家興起,以及國際勞工協會(第一國際)、國際社會主義者勞動聯盟(第二國際)的先后建立等等。同時,絕對專制政體和無限權力的君主制度開始在歐美沒落,議會民主政府迅速普遍興起;各種前所未聞的思潮,如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紛紛產生;不斷發明和更新戰爭武器:如大炮、巨艦。至本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對西方的上述新生事物,仍一無所知。大黑暗如故,貧窮落后如故,科舉八股文如故,愚昧無知如故,貪污腐敗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纏小腳如故。一切如故,且步步惡化。本世紀九十年代的戊戌變法運動,好不容易給中國人一個覺醒、自新的機會,最終還是命運不濟地被守舊的冥頑勢力擊敗。說到這里,感情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光緒這個以卵擊石的清末改革者。在他身上,最大的不公不是來自慈禧勢力對他的囚禁,而是史家(當然,不僅僅是這一“家”)對其歷史地位的公然“囚禁”。以今為例,“人們看待歷史,也還是以成敗論英雄。在多到不可勝數的滿清皇帝們的電視連續劇中,從來就沒有光緒的戲,即便有,也大都是病病懨懨、低聲下氣地站在‘老佛爺’身邊。……在中國,‘偉大人物’從來就沒有失敗者的份;‘偉大人物’從來都是權傾天下的‘英雄’。這個細節萬萬不可忽略。這是從統治者到平頭百姓,從專家學者到各類藝術家們都愿意分享的審美期待”〔15〕。從這一意義上說,光緒就是個政治性敏感人物。換句話說,一切被廢黜的政治性人物,一般都有較長的敏感期,似光緒能“敏感”到今天,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二十世紀。“對中國而言,二十世紀是一個驚濤駭浪的大世紀,自從紀元前二十七世紀、黃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所發生的事情的總和,都沒有這一百年來所發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嚴重——推翻清王朝,結束歷時約五千年之久的專制政治,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16〕在這個世紀,中國被動地與西方進行了面對面的“親密接觸”……1900年5月25日,那拉蘭兒竟然生出一個天大的氣魄來,下詔向世界所有跟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宣戰。世界各國最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到證實后,無不嚇一跳。于是,英、美、意、德、法、日、奧、俄,組成著名的八國聯軍,在天津大沽港登陸。7月20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戰僅五十五天。十數萬赤著背、念著咒語,瘋狂上陣的義和團,和步履蹣跚、手握大煙槍的正規軍,在八國聯軍面前一敗涂地。這時曾有天大的氣魄向全世界宣戰的那拉蘭兒卻如喪家之犬,帶著她的受氣包皇帝向西逃去。大敵當前,安危當前,這位老太婆仍沒忘在逃走之前把皇帝最寵愛的一位妃子投到井里淹死。當然,中國三千多萬老百姓的安危她就更不會管了,百姓只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別無選擇。而躲到西安去的那拉蘭兒及其皇親國戚,每天照樣是錦衣美食,快快樂樂地看戲,天塌下來,有黎民百姓為他們頂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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